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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方式化解基層社會矛盾的三個問題

2019-03-28 09:31:13

作者:孫培軍 張翰林

來源:學習時報

基層是聯系群眾的第一線,是一切工作實施的最前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強化法律在維護群眾權益、化解社會矛盾中的權威地位。”法治化解基層社會矛盾有利于保障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與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對落實全面依法治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的意義。但總體而言,當前我國依法化解基層社會矛盾的水平依然不高,法治化解基層社會矛盾主要面臨三個問題。

  基層干部群眾法治意識有待培育

  任何一種制度的成功運行,其背后都需要由與之相適應的文化予以支撐,而法治意識作為法治文化的心理基礎,對塑造人們的政治行為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我國自1986年開始全國性普法,經過7次全國性的普法活動,基層干部群眾的法治意識得到了明顯的提升,法治社會建設取得了較大進步。但是受經濟發展水平與歷史文化傳統的制約,廣大的基層地區仍然是法治文化建設薄弱環節,基層法治建設有待進一步加強。

  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基層干部群眾自覺地尊法學法守法用法是依法化解基層社會矛盾的必要條件。當前情況下,基層干部群眾法治意識不強,法治知識薄弱是制約基層矛盾法治化解的首要困境。

  一方面,部分基層領導干部學法用法不到位,利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社會矛盾的能力有待加強,在部分地區,以權代法,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甚至徇私枉法的情況依然存在。基層領導干部法治意識的淡薄,不僅不利于保障群眾利益,化解社會矛盾,而且也會降低法律在群眾心中的地位,阻礙法治的進程。

  另一方面,基層群眾法治意識有待培育,法治知識較為欠缺,依法維權意識依然不強,在面對利益爭端時,使用暴力等違法手段進行維權的現象也時有發生。

  基層社會矛盾治理法制、機制尚不健全

  法治的首要要求是良法之治。通過法治方式化解基層社會矛盾,首要要求便是有法可依,同時還要求要做到與時俱進,對不合適當前情況的法律條文進行修改和廢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基層法治建設翻開了嶄新的篇章,一系列的法律法規相繼建立和完善,使基層治理逐步進入了制度化、法治化的軌道。但從整體而言,我國的基層法制建設整體依然相對滯后,適用于化解基層社會矛盾的法律法規仍有待進一步健全,存在著立法空白、立改廢不及時,法律法規相互沖突等問題。

  例如,我國法律沒有規定初次處理基層社會矛盾的組織部門,因而導致政府內部各部門之間權責不清晰,遇到問題時各部門相互推諉。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矛盾糾紛化解機制等方面的立法進度緩慢,個別地方的拆遷補償條例存在與物權法的沖突等問題,都表明了當前我國法律在解決基層社會矛盾中存在的不足。

  除了法制還不夠健全以外,基層社會矛盾法治化解還面臨著體制機制的障礙。當前關于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機制的主要特征是實行“屬地原則”與“一票否決制”。這種壓力型政績考核體制確實能夠在社會矛盾發生時迅速整合各方力量,及時處置突發事件。但其帶來弊端也是明顯的,有的基層政府更加重視靜態的穩定而非建立動態的矛盾化解機制,過分依賴行政手段化解社會矛盾會削弱法律權威。此外,其他的基層社會矛盾的化解機制也存在一些問題。人民調解在我國矛盾化解機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2011年我國頒布了《人民調解法》用以完善人民調解制度,規范人民調節活動。但當前人民調解機制依然不夠健全,面臨著人民調解組織保障水平不高和發展水平不均,人民調解員專業素養不高、調解結果約束性不強等問題。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仲裁等各種矛盾化解機制之間還沒能夠建立起科學、系統的銜接的機制。

  基層社會矛盾治理組織結構不完善

  良好的社會治理結構是法治方式化解基層社會矛盾的基礎。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這為構建基層社會矛盾法治化解的治理結構指明了基本方向。

  在具體的政治實踐中,“楓橋經驗”為我國依法化解基層社會矛盾提供了參考和樣板。“楓橋經驗”作為黨領導人民創造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基層社會治理方案,其成功就在于構建了黨組織統一領導、各類社會組織積極協同、廣大群眾廣泛參與的基層治理結構。但從整體情況而言,我國廣大基層地區的社會治理結構還相對落后,與“共建共治共享”的目標還存在一定差距,這一方面表現為基層政府依然受舊的“管理”思維的影響,有的習慣于以行政命令的形式推行自己的決定,沒有發揮好社會組織和群眾等社會“治理”主體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社會治理結構的不完善還表現為政府部門之間缺乏必要的溝通和交流,在面對問題時有時甚至會出現相互的沖突,致使矛盾化解效率低下,基層群眾滿意度不高。而且,基層社會矛盾化解還面臨著基層治理機構不健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執法和司法服務人員較為匱乏且專業素養有待提高,政府對基層司法機構物質經費等保障措施不到位,以及基層執法與司法服務機構銜接不緊密等。此外,當前基層社會組織的發育不充分,獨立性和自治能力不足,基層群眾參與熱情與參與水平不高也制約了良好的社會矛盾化解機制的形成。

  總之,推進基層社會矛盾治理的法治化是一項系統工程,這三大困境的解決也需要綜合施策,循序漸進。必須指出的是,法治作為化解基層社會矛盾難治理的金鑰匙,是我們必須要堅持和努力的方向。這要求我們必須深刻把握依法化解基層社會矛盾的重要意義,不斷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積極探索運用法治手段化解基層矛盾的新方式、新方法,推進基層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斷提升。

網站編輯:周劍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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